黄永远遗作《为殖民地诊脉》：日据时期朝鲜汉医界的生存与转型

黄永远（1987—2024）出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韩国高丽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生前任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韩语系副教授。2024年8月，他在韩国访学时突发脑出血，不幸早逝，年仅三十七岁。他生前曾与出版社达成将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的协议，但未能亲见成书。经家属与学界朋友努力，由同行学者整理校订，遗稿于2026年6月在韩国出版，书名为《为殖民地诊脉：日据时期朝鲜汉医界的生存与转型》。全书五章，系统考察了日据时期朝鲜汉医学在殖民医疗体制下的生存策略与自我转型，标志着韩国医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本文节选并译介了其序文、后记与绪论中关于“殖民地时期汉医学如何得以存续”的论述，以纪念作者并向读者呈现其研究要点。

当代韩国产生了汉（韩）医学与西洋医学并存的二元医疗体制，汉医学已成为制度化的医学之一，与西医共同承担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的职能。然而这一格局并非自然而成，而是近现代历史演变的产物，汉医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黄永远指出，决定性变革发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西洋医学被作为近代主义与殖民治理的主要工具在朝鲜半岛大规模引入，促使汉医学经历剧烈的重组与蜕变。殖民话语以科学、理性与合理性为新规范，深刻影响传统汉医学的发展路径；但在国家主权丧失的压迫环境下，汉医学被殖民当局贬为“劣等医学”，其现代化进程被压制，从而形成作者所称的“殖民地近代性”。 球友会

作为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参考西方列强经验，将西洋医学纳入殖民治理体系。自1876年《江华岛条约》后，日本在开港城市与汉城设立近代西医医院，随后由驻韩军队与民间团体扩大医疗布局，殖民统治全面建立后，则以总督府的官公立医院网络为基础，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医疗体系，并推行“公医制度”，表面上宣称对被统治民众的“施惠”。与此同时，殖民当局通过传染病防治、卫生警察与人口统计等行政手段，将医疗系统作为高效社会控制的工具。为维持近代医疗体制的运转，总督府还建立医学院与护士培训机构，推广在日本本土化的德式西洋医学，培育西医人才以服务殖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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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由殖民权力构建的近代医疗体系并非全能性地改造了朝鲜社会。首先，西医在朝鲜的传播并非单一由日本统治强加，西方传教士在医疗布教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形成与殖民当局在医疗场域内的复杂竞争。其次，汉医学作为从中国传入并在朝鲜本土化千百年的医学传统，拥有以《东医宝鉴》《东医寿世保元》等为代表的独立经典与理论体系，根深蒂固，长期与西医并存并相互竞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本土已将西医制度化并废止传统汉方，试图将这一路径移植到朝鲜，但由于短期内难以培养足够西医，殖民当局采取设立医生制度等渐进策略以期取代汉医。现实却表明，直到殖民统治终结，汉医学仍为多数朝鲜民众的日常医疗选择。

在实际医疗服务供给方面，殖民建立的西医资源与广大民众日常的医疗需求存在脱节。尽管通过医校教育、留学和医师考试培育出的西医人数在增长，但与日本本土及台湾殖民地相比，朝鲜的医疗人力供应明显不足；医生高度集中于有支付能力的城市，农村人口难以获得相应服务。总督府曾借助地方慈惠医院与公医制度来补充基层医疗，但1925年慈惠医院改称道立医院并趋向营利化后，原先的免费医疗惠民政策大幅削弱；公医制度亦因依赖兼任的执业医师而存在功能与规模的局限，未能有效缓解基层医疗困境。 球友会

总体而言，黄永远在书中描绘的，是一个在殖民治理与现代化压力中艰难求生并主动适应转型的朝鲜汉医学界图景：一方面遭遇殖民体制的贬抑与排挤，另一方面凭借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在基层社会中的根基，采取多样化生存策略，维持其广泛的社会存在并在现代化语境中进行调整。作者通过细致的史料与分析，呈现了日据时期汉医学的复杂命运，强调了政治权力、制度安排与社会文化三者交织下医学变迁的多重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