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委托宋时轮编写传记遭拒，笑称无法指挥他

1984年，在北京，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面对叶剑英元帅布置的任务时迟迟未能开始写作，甚至没有接听叶剑英给他的电话。虽然这让人觉得有点“违抗命令”的味道，但熟悉他们性格的人知道，宋时轮并非故意拖延，而是对撰写历史文字非常谨慎。当时，中央正在组织编写革命先辈的传记，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传记的撰写，由宋时轮和粟裕具体组织执行。叶剑英的经历丰富，涵盖了早期的革命斗争以及国共谈判、军事建设和党政工作，要准确书写并不只是整理材料那么简单。

宋时轮没有急于动笔，而是与粟裕仔细查阅档案，走访叶剑英曾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还多次到他家请教。叶剑英性格低调，起初并不愿意接受专门的采访，他表示：“这只是写我个人，没必要兴师动众。”宋时轮却很直白地回应：“这不是为个人立碑，而是为后人留下真实的革命史料。”这句话触动了叶剑英。1982年至1984年间，两人交谈了五十六次，内容不仅限于叶剑英的个人经历，还包括军事会议、战略判断、战场形势及历史细节。宋时轮遇到不一致的时间、地点等情况时，往往会反复核对，显示出他对细节的严谨态度，这与他早年的经历密切相关。

1946年，宋时轮在北平协助叶剑英进行军事谈判，正值国共双方围绕停战、整军等问题磋商，局势复杂。宋时轮熟悉军事，对问题有深刻的政治和战略判断能力，表现出果断与沉稳。谈判期间他曾遭遇刺杀，但并未退却。叶剑英也在那段时间对宋时轮有了更多了解，认为他既会打仗也能处理事务。 球友会

1950年，宋时轮领导的第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面临艰苦的作战环境，物资准备不足。战斗造成了不小的非战斗减员，但将责任简单归结为“指挥失误”显然忽视了当时条件的复杂性。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是临时接到的任务，战后毛泽东对宋时轮的嘉奖说明了这一点。1952年，宋时轮调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继续为军队培养干部和建立教学体系。

1957年，他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参与翻译、校订和研究军事著作，负责重要的军事条令编写。这项工作需要严谨，避免模糊的概念影响部队的训练和作战理解。有趣的是，在特殊年代，宋时轮没有随波逐流，尽管有人要求他批评老同事，但他坚守原则，保护历史真相，最终遭遇冲击。

1972年，他恢复工作，并再次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1982年，叶剑英视察院所，两人关系亲密，记录下握手的瞬间。当传记初稿完成后，叶剑英请宋时轮为其写序，然而他拒绝了。叶剑英开玩笑要求他三天内完成，但最终宋时轮没有接电话。叶剑英苦笑道：“这个宋时轮，我居然指挥不动他了。”最后，宋时轮没有写序，却写了一篇后记，表明他把时间用在核实材料和细节上。遗憾的是，叶剑英传记发布时，叶剑英已去世，二人跨越战争与建设时期的深厚友谊则保留在那些经过反复核验的文字中。 球友会